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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十大配资我们尚在揣摩这位“红卫兵”接下来将有何举动

特殊年代奇遇（李景端）

1965年春季，我有幸加入江苏省委的工作队，在苏州周边的望亭镇参与了“四清”运动。正当我们全力以赴之际，“文革”的浪潮席卷而来。

不久后，工作队队长、省交际处处长的汪良，不幸被省里原单位的造反派抓回进行批斗，而副队长、省交通厅财务处处长的潘毅则留守岗位，继续负责检查工作。与此同时，镇上的造反派将矛头转向了县委和地委，对工作队的批判压力相对减轻。为了与造反派保持一致，我们这些队员甚至与他们同行三十余里，一同前往苏州地委，高呼口号，声讨所谓的“走资派”。然而，那些自称“红卫兵”的骗子，竟然连“最高指示”都念错了。

在“文革”的狂潮中，上演了一场既令人捧腹又令人感慨的荒诞剧。正当全国的学生和造反派风起云涌，对“牛鬼蛇神”展开猛烈的扫荡之际，一股造反的狂飙席卷各地。某日，镇上来了一个身着军装、臂戴红袖章的青年，他自称是来自上海的某造反兵团的红卫兵，肩负着使命，前来发动群众，协助当地的造反派推动文化大革命。彼时，工作队已被边缘化。镇民们对外界知之甚少，仅从报纸和广播中听闻红卫兵的威名，却从未亲眼目睹。当他们见到这位红卫兵的到来，便想起了报纸上那句宣传语：“对待红卫兵的态度，是检验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。”于是，他们对这位不速之客不敢有丝毫怠慢。

次日午后，那位自称为“红卫兵”的人物，假借革命之名，召集了镇内各单位的代表，齐聚公社礼堂，举行了一场批斗大会。原公社的党委书记立于台前中央，接受批斗，而工作队的副队长则在一旁陪斗。由于召集匆忙，与会者均未做好准备，使得这场批斗大会显得颇为冷清。大部分时间，都是那位“红卫兵”在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论。我坐在后排，只见他时而东拉西扯，时而将“最高指示”念错，不禁暗自窃笑，心想如今竟有人能凭借这种本领走红，然而对于他的真实身份，我并未产生丝毫怀疑。

仅隔一日，我们尚在揣摩这位“红卫兵”接下来将有何举动，忽见原公社秘书急匆匆跑来告知：那位“红卫兵”已于昨晚被警方带走。原来，此人身怀诡计，竟以“红卫兵”身份四处招摇撞骗。因红卫兵声名显赫，无人敢触其锋芒，他遂借此身份四处骗取酒食。不久前，他在木渎镇假冒红卫兵进行诈骗，事发后便逃之夭夭，辗转至此。幸得有人识破其真面目，立即向警方举报，警察迅速赶到，将他带走。而他在被带走前，仍在公社食堂畅饮，享用夜宵。

听闻此事，众人均感惊愕与叹息。竟有骗术粗劣之徒，竟能轻易蒙骗众多人耳目。众人心中皆明，此乃因当时社会上对红卫兵的盲目崇拜，将其视为不可亵渎的革命先锋。这一幕闹剧，无疑映射出“文革”时期人们观念扭曲变形之严重程度。误入红卫兵“串联”专列，不劳而获，夜宿荒野之地。

“北京来的同学们，快排好队，跟我一起上车！”一听这话，我立刻想到，从北京出发，必定是沿着沪宁线向南行进，与我前往望亭的方向一致。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挤进了学生队伍，未经过任何查验便随他们一同登上了火车。

启动车辆后，与旁边一位看上去像带队老师的男子交谈，方知这是一列专为大型串联学生准备的列车，目的地是杭州。然而，望亭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站，不会停靠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深思熟虑了许久。想到过去一年忙于社会教育，身心疲惫不堪，既然有这趟专列可供乘坐，不如便与学生们一同前往杭州进行串联。主意既定，心情顿时变得舒畅起来。

“你们住在何处？”他回答：“已经安排好了，住在浙江农学院。”我立刻心生一计，“今晚我可以和你们一起住宿，可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就这样，我免费在农学院度过了一夜。参与大串联的学生都自备被褥，自行解决饮食。在农学院的地铺上过夜，好在是夏天，一夜的拥挤也就过去了。我在杭州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一天，由于乘船比乘车更经济，我便在晚上乘船直接前往苏州。作为一个50年代就毕业的大学生，我在“文革”期间竟然体验了一次无需支付车费的学生串联生活。尽管过程艰辛，但这段经历却十分珍贵。

有人暗中散布关于我的“负面材料”，所谓的“屁派”和“好派”接连上演一场场好戏。

“一月风暴”的风暴肆虐过后，众多地方已落入造反派手中。那年的春节前夕，单位传来通知，要我离开望亭，返回南京省手工业局投身革命运动。归家之后，发现一切已然面目全非。昔日威风凛凛的几位局长，如今都齐聚在机关走廊尽头的桌前，低头默默撰写检查书。局里那些往日里默默无闻的“刺头”，如今竟摇身一变，成了掌握实权的造反派。更让人心生反感的是，未经我商议，更未征得我同意，他们竟然擅自将一人安排入住我原本独居的宿舍。目睹局里正常的工作秩序被严重扰乱，老干部们被边缘化，机关内外一片嘈杂混乱。我对此感到极度的困惑与迷茫，内心充满了疑惑。

昔日南京的造反派阵营分成了两大阵营。1967年1月26日，其中一派成功夺取了江苏省委的权力，执掌了政权，并自豪地宣称“1·26夺权大有益处”，此派被戏称为“好派”。而以南京大学为先锋的另一派则未参与夺权，并拒绝承认对方的权力，他们讽刺“1·26夺权好个屁”，因此得名“屁派”。“好派”的人数相较于“屁派”更为众多。在夺取了局级权力之后，“好派”在得到已夺取省委权力的“好派总部”的批准下，将“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”更名为“江苏省第二轻工业厅”。“屁派”则认为，“好派总部”仅仅是一个群众组织，无权对政府机构的名称进行更改。不仅在群众大会上，一派高举“厅旗”，另一派则高举“局旗”，甚至在对外行文时，一方以厅的名义，另一方依旧以局的名义。两派之间的争斗激烈，互不相让，整个社会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。

在“文革”初潮涌动之际，我尚身处工作队之中。重返局里，权势派已退居一旁。从批判会上，我得知了关乎我的几项指控：一、在运动展开之前，局领导曾计划对我进行提前提拔，并随后吸收我为党员。二、运动初始，上级指示下，我被内定为手工业局的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”。三、随着批判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的深入，我亦沦为该路线推行者的受害者。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”

早请示晚汇报让人崩溃

一人手持红宝书，高声领呼：“首先，敬祝我们伟大导师、伟大统帅、伟大舵手、伟大领袖毛主席”，随后众人齐举红宝书，齐声高喊：“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！”接着，领呼者再喊：“敬祝林副主席”，众人亦齐声回应：“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！”放下手中的红宝书后，领呼者开始朗读“最高指示”，毛主席教导我们……（选读一段语录），领呼一句，众人随后跟读一句。待跟读完毕，这一环节便算作完成了“早请示”。到了夜晚，重复这一仪式，便称之为“晚汇报”。整个仪式的时长大约在5至10分钟之间。

在那个时代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无处不在、无时无刻不在被强调，以至于一天之内常常需要多次进行此类表达。即便是在医院就诊，候诊室中也免不了要进行“早请示”。有一次，我受邀到同事家中共进晚餐，连饭前也要围坐在餐桌旁起身进行“晚汇报”，这让我感到极不自在。某日，我竟然完成了六次这样的仪式，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。

每当“最高指示”发布，无论日夜，都要召集民众，敲锣打鼓前往领导部门庆祝。在“五七干校”期间，有一次深夜，广播中传来了领袖的“最高指示”。领队干部紧急通知大家立刻起床前往公社报喜。我们所在的队距离公社有12里路，深夜里黑灯瞎火，跋涉数里田埂小路去“报喜”并非易事。那天我恰好有些感冒，身体虚弱，因此当晚我未能前往。翌日，领队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，并将问题上升到了对领袖态度的高度。我表面上不得不进行检讨，但内心深处却认为这难道不是在人为制造神化吗？相信持有这种疑问的人，绝不止我一个。

跳忠字舞，自行车丢失。

因参与“忠字舞”，我遭遇了一件既令人啼笑皆非又颇感窝囊的事件。

一日接到通知，告知下班后切勿离岗，全院员工需集中在院中学习一项新式的“忠字舞”。虽然我对这一安排抱有反感，但无奈不去不行，只得随众学舞，手脚不协调地胡乱舞动了大半时辰。舞毕，正打算骑自行车回家，却发现爱车不翼而飞，四处搜寻亦无所获，真叫人心急如焚。内心对这场“忠字舞”充满了憎恨，心想若非参加此舞，爱车自不会遗失。

翌日，我全然无心去上班，毕竟在那儿也无所事事，于是下定决心，决定外出寻车。既然有人偷了我的，那我也要“牵”一辆回来。下午五点，五台山体育场将举办一场批判会，我便打算在那儿寻找目标。只见体育场外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自行车。我丢失的是一辆上海凤凰牌的自行车，于是带着车钥匙，特意寻找着凤凰牌的车辆。一遇到与我那辆相似的车，我便试图用钥匙打开，心想即便能打开，也无所谓，反正我要骑走。遗憾的是，我这种简单的“偷车”手段试了十几辆，却一辆也没能打开。说实话，若要用工具强行撬锁，我还缺乏这样的技能，更没有这样的胆量。忙碌了一整天，最终一无所获，看来我只能自认倒霉了。

“因有急事，借用你的自行车，实在抱歉。”面对这出人意料的情形，我不知是喜是忧，真可谓是啼笑皆非。所幸车子失而复得，总算是件幸事。我立刻更换了一把新的车锁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又购买了一把横插锁，并锁上了前轮，确保双倍的安全。

众多人都曾遗失过自行车，然而能找回的寥寥无几。我亦不幸成为其中一员。虽非喜讯，但这样的几率几乎可与中大奖相提并论。事后我时常幻想，若当时真“误领”了他人的自行车，同时自己的车也恰好找回，那我该如何是好？是否也要效仿他人归还？直接放在街头？还是留下纸条？这未免太过鲁莽。万一车主未及时领取，反而让另一名窃贼得逞！幸而这一切并未成真，无需我多加烦恼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跳“忠字舞”的情景早已模糊，但自行车失而复得的经历，却依然历历在目。

闻南京武斗，避往上海。

自返局后，我初时被视为“权派宠儿”，被贴上“老保”标签，对他们的一些激进“造反”行为亦颇感不齿，于是自诩为逍遥派。然而，不久后，我终究加入了“屁派”旗下，隶属于“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”。两派虽以“斗走资派”为名，实则暗中较劲，争夺掌权之合法性。随着各地武斗风起云涌，南京的武斗传闻亦不绝于耳。传闻中，“好派”欲对“屁派”施以教训。虽我坚信机关干部不至于自相残杀，但若外部势力掺和进来，局势便难以预料。一时间，人心惶惶，众人皆担忧着可能出现无法预料的变故。

某日午时，我们团队的负责人忽然传令，据传闻，“好派”即将对“屁派”实施统一监管。上级命令我们即刻分头撤离，今夜需汇集于下关的肉类联合加工厂（“屁派”的据点之一）。我急忙赶回家中取了些银两，并携带了几件替换衣物，随即动身。为确保不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被拦截，我特意选择了一条迂回的小路前行。黄昏时分抵达肉联厂，只见人潮涌动，彼此陌生，场面混乱，犹如逃难一般。夜幕降临，听闻食堂提供餐食，我们数人便朝着食堂的方向走去。只见众多人排队领取馒头和咸菜，还有一大桶菜花汤供人随意舀取，且分文不取。我领取了两个馒头，未及食用，便妥善地包好放入口袋。随后，众人围坐一堂，聆听消息，静待进一步的指令。

夜深约至子时，一位头戴柳条编制的安全帽的人走至我们面前，询问：“厂门目前急需值班人员，谁愿意承担这一职责？”观察我们这批人中，女性占多数，男性仅有寥寥数人。数名男性应声而起，朝着那位安全帽人走去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作为一名男性，我怎能坐视不理？于是，我也跟着站起身，跟随那人一同前往厂门口。他指示我们替换掉原有的守门人，接过了他们的安全帽和长矛，并告知两小时后将有新的人员前来接替。

初次戴上安全帽，手握长矛，我站在岗位上。四周静谧，昏暗的灯光映衬出一片寂静，靠近长江的缘故，偶尔传来江水拍打岸边的细微声响。在这片氛围中，我的思绪如泉涌，涌现出种种奇异的幻想。我脑海中浮现出人群涌向门前，我英勇地挥舞长矛，一一击退来犯者的场景。接着，我又想象自己被长矛所伤，身处没有救护车的境地，是数人合力将我抬往医院。正当我沉浸在这些幻想之中时，两名军人领着一群人走来，他们似乎在商讨或争执着什么。后来才得知，他们是来“支左”的解放军，正在试图说服留厂的人解散回家，但似乎并未达成一致。

此刻，我心中暗想，既然有解放军在此，短时间内恐怕无人敢贸然闯入。既然解放军已劝众人散去，我又何必执着于手持长矛滞留于此！在造反派阵营中，我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，又何必为那些头目站岗，承担可能沦为“造反派烈士”的风险。想到此处，我未向任何人打招呼，便放下长矛，悄然离去。

夜深人静，风声透露南京正上演激烈冲突，肉联厂亦无法确保安全。有人提议前往长江大桥，前往江北的浦口避险。我决定随他们同行。那时的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完工，其中一孔尚未合拢。当我抵达那里，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目睹未合拢的两端相隔约二十余米，中间仅有一米多宽的铁板供施工人员通行。脚下是波涛汹涌的长江，铁板两侧并无护栏，即便站立也让人心惊胆战。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我已经走过了大桥的三分之四，若要回头，却无路可退；若强行走过那小铁板，以我当时的紧张情绪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长江。我停下脚步，焦急地犹豫不决。一位在桥上值班的工人师傅察觉到我的恐惧，便过来安慰我：“闭上眼睛，握住我的手，跟我一起过桥。”这简直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我立刻遵从，紧随工人师傅的脚步成功穿越。如今回想，走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何其多，但又有几人（非施工人员）能在桥梁尚有一孔未合之时勇敢走过？或许寥寥无几。我恰逢其时，虽是被武斗所迫，却也成为了一种千载难逢的荣耀。

抵达浦口后，我们步入那同样隶属于“屁派”的建桥指挥部。随着晨光渐渐临近，指挥部内避难的人群愈发增多。此刻，已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，大家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茫然无措。我与局里同事商议一番，认为此地不宜久留，南京同样局势堪忧，不如直接前往上海。恰逢上班时间，建桥指挥部拥有一艘往返浦口与南京的工作渡轮，我们便决定搭乘此船返回南京市区。抵达下关后，我们立即购好了火车票，终于在傍晚时分安然抵达了上海。

我们团队由5位男士和2位女士组成，共计7人。我们首先在外滩的江苏驻沪办事处过夜，睡在了地上。次日，我们便前往上海接待站寻求庇护。那时，全国各地武斗事件频发，涌向上海避难的人络绎不绝。接待人员询问我们为何来到上海，我们担心他们不愿接纳，试图说服我们返回。于是，我们故意夸大了南京武斗的严峻形势，并极力描绘了我们所面临的威胁。这一策略果然奏效，他们便将我们7人安置到了闸北的一所中学暂时居住。

步入中学时代，我们便在教室的地铺上安顿下来，除了几张草席，别无他物。就餐时，我们需先记账，所食均为大锅炖菜。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安定下来，我们已感到十分满足。那时，手机尚未普及，打电话极为不便，我们只能通过“屁派”在上海的联络点，偶尔得知一些南京的零星消息。

随着天气日渐转凉，我从上海的朋友家中借用了一条温暖的毛毯，晚上，我们几个伙伴便将就着相互覆盖。某日，我在逛街时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，那曾因武斗而一度暂停运营的浙赣铁路，就在近日重新恢复了通车。鉴于在上海的时光显得有些无所事事，我灵机一动，决定购买了一张车票，踏上了回福州老家的旅程，打算过上几天悠然自得的“逍遥派”生活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怪象迭出，事态繁多。回顾那段历史，我们理应进行深刻的反思，以史为鉴，汲取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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